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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名叫苏映红。十年前,一九九九年秋天,九二一大地震刚过没多久,那年我十九岁,在高雄读国立大学中文系二年级。」
随着她低沉缓慢的叙述,十年前南台湾那个潮湿闷热的夜晚,在呼啸的高空夜风中一点一点揭开了血淋淋的残酷画卷。
……
一九九九年十月,高雄。
那时候的苏映红还是中文系公认的系花才女,留着一头乌黑及腰的长直发,最喜欢穿洗得发白的纯棉长裙。她的父母都是屏东小镇里极度死要面子的国中老教师与训导主任,把考上国立大学的独生女当成这辈子向邻居炫耀的最大勳章,逢人就夸女儿将来是要念研究所、留校当大学教授的。
出事那天是个礼拜五的深夜。
苏映红为了存下个月搭火车回屏东老家的车票钱,在学校外头帮一个国三学生上完家教课,一个人骑着一辆旧淑女脚踏车,穿过大学後街那条路灯坏掉的昏暗死巷。
巷子尽头的资源回收子母车旁边,正蹲着一高一矮两道黑影。
高个子的男人满脸浓密落腮胡、眼窝深陷,是长年往返泰缅金三角走私四号海洛因回台湾的亡命毒枭,道上绰号「老鬼」,那天晚上刚从渔港接了一批纯货,自己注射了一针正处於极度亢奋的幻觉状态中;而缩在墙角阴影里、瘦得像只皮包骨小猴子一样的十五岁少年,则是老鬼几年前在泰北边境孤儿堆里捡回来养大、连台湾身分证户口都没有的养子——阿坤。
当时老鬼并不知道,十五岁的阿坤在半个月前跑腿买便当时被市刑大缉毒组秘密盯上抓过一次,缉毒警察看他未成年又没真正碰过毒品,便暗中策反了他,逼他在老鬼身边当警方线民戴罪立功。
苏映红清脆的脚踏车铃铛声,惊动了暗巷里的亡命毒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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